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稳步推进，预计在2030年前后，温室气体减排将对中国各行各业的碳排放形成刚性约束。相对于发达国家，我国实现碳中和的缓冲时间非常紧迫，这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压力。如果我国能率先建立二氧化碳排放量（Carbon Emission Volume，CEV）核算体系，将有助于我国在“双碳”目标约束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，以及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的话语权和影响力。建议政府未雨绸缪，先行予以研究，择机推进实施。

中国在碳减排方面积极行动

中国政府在碳减排方面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重庆4个直辖市，广州、深圳、湖北、四川等地以及海峡股权交易中心——环境能源交易平台，设立了9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市场。

此外，政府将石化、化工、建材、钢铁、有色金属、造纸、电力和航空等八大行业列入重点控制排放（简称控排）行业；把年消耗能源1万吨标准煤以上，或者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.6万吨/年以上的企业列为重点控排对象。

上述企业通过排放配额申请，生态环境部及其所属部门依据行业平均排放水平，分别核定免费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，各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的排放水平和总量，在交易所以市场价格交易这些余缺指标，前提是要确保完成清缴履约。

对未能完成履约的企业，生态环境部将予以罚款，并相应扣减下一年的排放指标；罚款额度看似很小，但在资本市场会对失信企业带来严重后果，尤其是在美欧上市的企业，其股票价格会因此下挫，造成较大损失。我国相关行业和企业，包括一些目前还没有被列入重点控排名单的在内，都在纷纷开展研究，制订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。

总体来看，中国政府和企业采取的这些措施，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

碳排放管理尚未实现体系化

在控制碳排放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，不仅中国有，早已碳达峰的经合组织（OECD）成员国中也存在，某种程度上具有共性。

碳排放控制品种仅限于二氧化碳。在中国的9个试点交易市场中，目前的碳排放控制和交易品种，仅限于二氧化碳这一种温室气体。从控制气候变化的三大公约看，不管是1997年的《京都议定书》、2015年的巴黎协定》，还是2021年的《格拉斯哥气候公约》，都是将温室气体排放作为控制目标。尽管二氧化碳在温室效应中的作用占80%左右，毕竟还有其他温室气体，如甲烷、二氧化氮、氟氢碳化物、全氟碳化物、臭氧等。在开始控制排放的初期，抓主要矛盾无可厚非，但随着控排的日益抓紧，二氧化碳之外的温室气体成为越来越难以减排的量，其减排成本也会越来越大，必然会逐步被列入控排范围。

在欧盟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（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）中，也曾提出全部温室气体，但在实施方案中，因为难度太大、管控成本高且成员国未能达成一致，经过妥协，最后也只限于二氧化碳这一种温室气体，且给出了两年的过渡期。

排放量的控制仅限于生产过程的直接排放。温室气体排放，包括生产过程的直接排放（范围1），采购上游产品和服务所含的温室气体排放（范围2），以及用户使用产品和服务导致的碳排放（范围3）。碳足迹的确定，理念上应该按照范围3，但在实际中，中国和欧盟CBAM中，目前都只考虑了直接排放。这并不表示欧盟未来不会采用范围3，即“全排放”口径。

碳排放检测、计量、监督、预警尚未完全实现体系化。除了上文所述的品种不全、范围不全之外，我国对已经实施的、有限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，在检测、计量、监督、预警方面尚未完全体系化。一些企业不能清晰掌握自身的碳排放量，存在拿到指标后就将其在交易所卖掉，到清缴履约时需要高价购买指标；或者是指标有富余但没有及时变现；甚至还有的企业数据失真，对清缴履约直接忽视、直接认罚，导致资本市场对企业价值减值，带来较大损失。此外，对八大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，如畜牧、采掘、油气田勘探开发等还没有纳入控排范围，政府也没有核算和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指标。

缺乏CEV核算体系，导致对中国和全球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家底不清。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一直广受世界各国关注。由于缺乏这套体系，导致不同机构、不同人员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给出的数据差异很大，大概在90亿～130亿吨范围内。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也是如此，国际能源署（IEA）估计为350亿吨左右，中国科学院丁仲礼院士估计为400亿吨左右，盖茨基金会则认为是500亿吨左右。巨大的差异，折射出缺乏CEV核算体系的窘境。

稳步推进CEV核算体系建设

建立CEV核算体系，要明确指标体系。这里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，是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。它可以在不同阶段包括不同的内核，且其内核可以逐步扩展。在目前阶段，可以仅限于二氧化碳本身；此后可以随着“双碳”进程，适时陆续加入甲烷、二氧化氮等温室气体。新建立的CEV核算体系，需对现实情况有很高的兼容性，否则难于推行。

建立CEV核算体系，还要明确核算过程。需要能够清楚反映企业经济活动中来自自身生产过程（范围1）、上游外购（范围2）和下游使用（范围3）各个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，并折算为二氧化碳排放当量。三个环节全部相加，就是总二氧化碳排放当量。如果是从事负碳技术的企业，其碳排放量则为负。对一个国家而言，如果总的碳排放量为0或者为负，说明这个国家实现了碳中和，否则就不是。

这个过程与经济活动中核算经济增加值（Economic Value Added, EVA）有相似之处。只不过CEV是反映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数值的大小，而EVA是反映经济价值的变化。

建立CEV核算体系，需要规范设置核算科目。包括一级科目、二级科目等，且允许企业在不违背总体原则下，结合自身情况，在初期设置一些明细的子科目。可以先予以试点，在刚刚开始进行CEV核算的时候，可能会显得有些杂乱，在实施一段时间、反映出一些共性问题之后，政府再行规范，先立后破，逐步完善。

建立CEV核算体系，可以将其纳入会计核算系统之中。有两种思路，一是作为独立的核算系统，这需要专业人员；另外一种思路是，利用现有的财务人员，将CEV核算作为会计核算系统的一个子系统，对参与核算的相关财务人员，进行适当培训，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，并纳入会计人员年审范围之中，这样相对简单，更有利于推进CEV体系，增加的核算成本不会很大。

CEV核算体系建立后，能够对企业碳排放进行完整、连续、系统的记录和计算。目前我国的企业在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、碳排放追踪方面，普遍感到压力较大，其根本原因还是心中没数所致。如果建立了这套CEV核算体系，将使我们从茫然忧虑中解脱出来，在应对气候变化、温室气体减排、逐步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，做到心中有数，从容应对各种挑战，对开展碳减排的工作针对性更好，效率更高。综上所述，中国有必要对建立CEV体系进行研究，争取在“十四五”期间开始试点，再经过3～5年的时间，在碳达峰之前推行CEV核算体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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